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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11 杰克逊：如果世界充满仇恨，我们仍安于种地以下是2001年3月6日迈克尔·杰克逊在英国牛津大学的演讲： 谢谢，谢谢各位亲爱的朋友，对大家如此热烈的欢迎，我由衷的表示感谢，谢谢主席，对您的盛意邀请，我感到万分荣幸。同时，我特别地感谢犹太教律法家Shmuley，感谢您十一年来在牛津所做的工作。您和我一起努力建立“拯救儿童”，就如创作我们的直白书一样艰辛，但自始至终你都给予极大的支持和爱心。我还要感谢“拯救儿童”的理事Toba Friedman，她将于今晚返回母校，在此，她曾经作为一个Marshall学者工作过。当然还感谢我们“拯救儿童”组织的另一位中心成员Marilyn Piels。 能来到这样一个曾经汇集过特蕾莎修女、爱因斯坦、罗纳德·里根、罗伯特·肯尼迪和Malcolm X等著名人物的地方演讲我感到受宠若惊。听说Kermitthe Frog曾经来过这里，我也和他有同感就是，没有深厚阅历的人来这里可并不容易，但我相信他一定没有想到我竟会这么容易的做到。 今天我参观牛津大学，真的忍不住被这一伟大建筑的宏伟壮观所吸引，更不必说这世纪之城才俊云集的绚烂了。牛津不仅荟萃了最出色沉着的科学英才，还引导出了从J.R.R.托尔金到C.S.刘易斯等不少极富爱心的儿童文学家。今天，我被允许在教堂餐厅里参观了雕刻在彩色玻璃窗里的Lewis Carroll的爱丽斯梦游仙境。同时发现还有我的一位美国同胞，亲爱的苏斯先生也为此增色，启发着全世界的千万儿童的想象力。 今晚，我想先从我为何能有幸在这里讲话开始。 朋友们，正如其他一些来此的演讲者不善于Moon Walk一样，我也并不具备他们所拥有的学术专业知识--而且，大家都知道，爱因斯坦在这方面尤其让人敬畏。但是我可以说，比起大多数人，在其他文化方面我拥有更丰富的经验。人类文明不仅仅包括图书馆中纸墨记载的，还包括那些记在人们内心的，刻进人们灵魂的，印入人类精神的。而且朋友们，在我相对短暂的生命里我经历了这么多，以至于我真的难以相信自己只有42岁。我经常对Shmuley说我的心理年龄肯定至少有80了，今晚我甚至象个80岁老人一样走路。那么就请大家听我说，因为今天我一定要对大家讲的或许会让大家一起来治愈人道，拯救地球！ 多亏上帝的恩典，我很幸运地提前实现了自己一生的艺术和职业抱负。但这些成绩和我是谁，完全不同性质。事实上，在崇拜者面前活泼快乐地表演Rocking Robin和Ben的五岁小男孩并不意味笑容背后的他也同样快乐。 今晚，我不想以一个流行偶像的身份出现在大家面前，我更愿意作一代人的见证，一代不再了解作为孩子有什么意义的人。大家都有过童年，可我却缺少它，缺少那些宝贵的美妙的无忧无虑嬉戏玩耍的时光，而那些日子我们本该惬意地沉浸在父母亲人的疼爱中，为星期一重要的拼写考试下功夫做准备。熟悉The Jackson 5的朋友都知道我5岁时就开始表演，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停止过跳舞唱歌。 虽然音乐表演的确是我最大的乐趣，可是小的时候我更想和其他的男孩子一样，搭树巢，打水仗，捉迷藏。但是命中注定我只能羡慕那些笑声和欢乐，我的职业生活不容停歇。 不过，作为耶和华见证人，每个礼拜天我都要去参加教会工作，那时，我就会设想自己的童年和别人的一样充满魔力。而自从我成名以后，我就不得不用肥大的衣服，假发，胡须和眼镜把自己伪装起来。我们在加州南部的郊区度过一整天，挨家挨户串门，或者在购物中心闲逛，发放我们的了望台杂志。我也喜欢到普通的家庭里去，看那些粗毛地毯，看那些小家伙们过家家，看所有的精彩普通闪亮的日常生活情景。我知道很多人会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可对我却充满了诱惑。我常常想自己这种没有童年的感觉是独一无二的，我想能和我分享这种感觉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前些时候，我有幸遇到了三，四十年代的一位童星秀兰·邓波儿，一见面我们什么都不说，只是一起哭，因为她能分担我的痛苦，这种痛苦只有我的一些密友，伊丽莎白·泰勒和麦考利·库尔金他们才能体会到。我说这些并不是要博得大家的同情，只是想让大家牢记一点——这种失去童年的痛苦不仅仅属于好莱坞的童星。 现在，这已经成为全世界的灾难。童年成了当代生活的牺牲品。我们使很多孩子不曾拥有欢乐，不曾得到相应的权利，不曾获得自由，而且还认为一个孩子就该是这样的。现在，孩子们经常被鼓励长大得快一些，好象这个叫做童年的时期是一个累赘的阶段，大人们很不耐烦地想着法儿让它尽可能地快些结束。在这个问题上，我无疑是世界上最专业的人士之一了。我这一代正是废除亲子盟约必要性的见证。 心理学家在书中详述了不给予孩子绝对的爱而导致的毁灭性影响，这种无条件的爱对他们精神和人格的健康发展是极其必要的。因为被忽视，很多孩子就封闭自己。他们渐渐疏远自己的父母亲，祖父母以及其他的家庭成员，我们身边那种曾经团结过一代人的不灭的凝集力就这样散开了。这种违背常理的行为造就了一代新人，他们拥有所有外在的东西--财富，成功，时装和跑车，但他们的内心却是痛苦和空虚。胸口的空洞，心灵的荒芜，那些空白的地方曾经搏动着我们的心脏，曾经被爱占据。其实，不仅孩子们痛苦，父母亲也同样受煎熬。我们越是让孩子们早熟，我们就越来越远离了天真，而这种天真就算成年人也值得拥有。 爱，女士们先生们，爱是人类家庭最珍贵的遗产，是最贵重的馈赠，是最无价的传统，是我们应该代代相传的财富。以前，我们或许没有现在所享受的富有，房子里可能没有电，很多孩子挤在没有取暖设施的狭小房间里。但这些家庭里没有黑暗，也没有寒冷。他们点燃爱之光，贴紧的心让他们感到温暖。父母不为各种享受和权利的欲望分心，孩子才是他们的生活中最重要的。 我们都知道，我们两国在托马斯·杰弗逊提出的所谓“几个不可妥协的权利”上决裂。当我们美国人和英国人在争执各自要求的公平时，又有什么关于孩子们不可妥协的权利之争呢，对这些权利的逐步剥夺已经导致了世界上的很多孩子失去欢快乐趣和童年的安全感。因此我建议今晚我们就为每个家庭建立一部全体儿童权利条约，这些条例是： 不必付出就可享受的被爱的权利 不必乞求就可享有的被保护的权利 即使来到这个世界时一无所有，也要有被重视的权利 即使不引人注意也会有被倾听的权利 不须要与晚间新闻和复活节抗争，就能在睡觉前听一段故事的权利 不须要躲避子弹，可以在学校受教育的权利 哪怕你只有妈妈才会爱的脸蛋，也要有被人尊重的权利。 朋友们，人类所有知识的创立，人类意识的萌芽必然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被爱的对象。哪怕你不知道自己的头发是红色还是棕色，不知道自己是白人还是黑人，不知道自己信仰哪个宗教，你也应该知道自己是被爱着的。 大概十二年前，我正好在准备我的真棒巡演，一个小男孩和他的父母亲来加州看我。癌症正在威胁着他的生命，他告诉我他非常爱我和我的音乐。他的父母告诉我他生命将尽，说不上哪一天就会离开，我就对他说：“你瞧，三个月之后我就要到堪萨斯州你住的那个城市去开演唱会，我希望你来看我的演出，我还要送给你一件我在一部录影带里穿过的夹克。”他眼睛一亮，说：“你要把它送给我？”我说：“当然，不过你必须答应我穿着它来看我的演出。”我只想尽力让他坚持住，就对他说：“我希望在我的演唱会上看见你穿着这件夹克戴着这只手套。”于是，我又送了一只镶着莱茵石的手套给他。一般我决不送手套给别人。但他就要去天堂了。不过，也许他离那儿实在太近，我到他的城市时，他已经走了，他们埋葬他时给他穿上那件夹克戴上那只手套。他只有10岁。上帝知道，我知道，他曾经多么努力地支持过。但至少，在他离开时，他知道自己是被深爱着的，不仅被父母亲，甚至还有几乎是个陌生人的我也同样爱他。拥有了这些爱，他知道他不是孤独地来到这个世界，同样也不是孤独地离开。 如果你降临或离开这个世界时都感到被爱，那么这些时间里发生的所有意外你都能对付得了。教授可能降你的级，可你自己并没有降级，老板可能排挤你，可你不会被排挤掉，一个辩论对手可能会击败你，可你却仍能胜利。他们怎么能真正战胜你击倒你呢？因为你知道你是值得被爱的，其余的只是一层包装罢了。可是，如果你没有被爱的记忆，你就无法发现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够让你充实。无论你挣了多少钱，无论你有多出名，你仍然觉得空虚。 你真正寻找的只是无条件的爱和完全的包容。而这些在你诞生时就被拒绝给予。朋友们，让我给大家描述一下这样的情景，在美国每一天将有--6个不满20岁的青年自杀，12个20岁以下的孩子死于武器---记住这只是一天，不是一年。另外还有399个年轻人因为服用麻醉品而被逮捕，1352个婴儿被十几岁的妈妈生出来，这都发生在世界上最富有最发达的国家。是的，我国所充斥的暴力，其他的工业化国家无法相提并论。这只是美国年轻人宣泄自己所受的伤害和愤怒的途径，但是，难道英国就没有同样烦恼痛苦的人么？调查表明英国每小时都会有三个十来岁的孩子自残，经常割烫自己的身体或者服用过量药剂。这是他们现在用来发泄痛苦烦恼的方法。在大不列颠，有20%的家庭一年只能聚在一起吃一次晚饭，一年才一次！80年研究发现，听教多的孩子都有较强的识读能力和动手能力，而且，远比看着学的有效果。然而，英国只有不到33%的二至八岁的孩子才能固定地在晚睡前听段故事。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75%的家长在他们的那个年龄都是听着故事过来的，那么大家可能就不会想到什么了。很显然，我们没有问过自己这些痛苦愤怒和暴力从何而来。不言而喻，孩子们特别憎恨被忽略，害怕冷漠，他们哭泣只是为了引起注意。在美国，各种儿童保护机构表示，平均每年，有千万儿童成为了因忽略冷漠是受害者，这是一种虐待！富有的家庭，幸运的家庭，完全被电子器件束缚了。父母亲回到家里，可是他们没有真正回家，他们的灵魂还在办公室。 那么孩子们呢？啊，只好以他们所能得到的一些感情的碎片勉强过活。在无休止的电视，电脑游戏和录像带上又能得到多少呢！这些让我觉得扭曲灵魂震撼心灵的又冷又硬的东西正好可以让大家明白，我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时间精力来支援拯救孩子的活动让它能获得巨大的成功。我们的目的很简单——重建父母儿女之间的融洽关系，重许我们的承诺去点亮所有终究有一天会来到这个世界美丽孩子们的前行路途。（这次公开演讲之后，你们能对我敞开心扉，我觉得我会和你们聊更多。不过如果对我们每个人各自的故事都作统计的话就可能侵犯个人隐私了。）常言道，抚养孩子就像跳舞。你走一步，你的孩子跟一步。而我发觉养育孩子时，你对孩子的付出只是故事的一半，而另一半就是孩子对父母的回报。 在我小时候，我记得我们有一只名叫“黑姑娘”的狼狗，她不仅不能看家，而且很胆小并且神经质，甚至对卡车的声音和印地安那的雷雨也恐惧不已，我的妹妹珍妮和我在她身上下了不少心，但是我们没能赢得她的信任，她以前的主人总是打她，我们不知道为了什么，但是无论因为什么，这尚不足以使这条狗丧失忠诚。 如今许多冷漠的年轻人都是受伤害的可怜人。他们一点也不关心他们的父母。他们独来独往，捍卫他们的独立。他们不停地向前，而把父母抛在了后面。还有更糟的孩子，他们怨恨父母，甚至父母的任何可能的提议都会被激烈地驳回。 今晚，我不希望我们之中任何人犯这样的错误，这就是为什么我正号召全世界的孩子--和我们今晚在场的人一起开始--宽恕我们的父母，如果我们觉得被忽略，那么宽恕他们并且教他们怎样爱。听到我没有一个幸福童年时您可能并不吃惊，我和我父亲的紧张关系就是一例。 我父亲是个严厉的人，从记事起，他努力地让我们尽量做好的演员，他不善于表达爱，他从不说他爱我，也从未夸奖我，如果我表现的很棒，他会说不错，如果我表现的还行，他就什么也不说，让我们取得事业的成功是他最热切的希望，我的父亲是个天才管理者，我和我的哥哥们在事业上不成功，他就以强迫的方式，让我成为一个演员，在他的指导下，我没有错过任何一个机遇，但我真正想要的是一个让我感觉到爱的父亲，我的父亲却不是这样，在他直视着我时从不说爱我，从未和我玩过一个游戏，没有玩过骑马，没有扔过枕头，没有玩过水球，但我记得我四岁那年，有一个小的狂欢节，他把我放在小马上，这样小的一个动作，或许他五分钟就忘记了，但因为那一刻，在我心里，他有了一个特别的位置，这就是孩子，很小的事情对他们意味着很多，对我亦如此，那一刻意味着一切，我仅仅经历过一次，但那感觉真好，对他也是对世界的感觉！ 但是现在我自己也当爸爸了，有一天我正在想着我自己的孩子Prince、Paris，还有我希望他们长大后怎样看我。我肯定的是，我希望他们想起我的时候，能记得我不管去哪，都要他们在我身边，想起我如何总是把他们放在一切之前。但他们的生活里总是有挑战。因为我的孩子们总是被那些八卦小报跟踪，他们也不能和我经常去公园或者影院。 所以如果他们长大了之后怨恨我，那又怎么样呢？我的选择给他们的童年带来了多大的影响？他们也许会问，为什么我们没有和其他孩子一样的童年呢？在那一刻，我祈祷，我的孩子能够理解我。他们会对自己说：“我们的爸爸已经尽了他最大努力，他面对的是独一无二的状况。他或许不完美，但他却是个温和正派的人，想把这世上所有的爱都给我们。” 我希望他们能总是把焦点放在那些积极的方面，比如我心甘情愿为他们做出的牺牲；而不是那些他们不得不放弃的事情，或我在抚养他们的过程中犯过的或不能避免犯下的错误。因为我们都曾是他人的孩子，而且我们都清楚，尽管有非常好的计划和努力，错误仍总是会发生。因为人孰无过？ 当我想到这，想到我是多么希望我的孩子不会觉得我不够好，而且会原谅我的缺点时，我不得不想起我自己的父亲，不管我之前是多么地否定他，我必须承认他一定是爱我的。他的确爱我，我知道的。从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来，在我小时候，非常喜欢吃甜食--孩子们都这样。我父亲知道我最喜欢吃面包圈。于是每隔几个星期，当我早上从楼上下来时，我都会再厨房的柜台上发现一整袋面包圈--没有字条、没有说明。就像是圣诞老人送来的礼物。 有时我曾经想熬夜藏在一边，以看到他把它们留在那里。但就像对待圣诞老人的传说那样，我不想破坏掉这种神奇幻想，更害怕他再也不会继续。我的父亲得晚上悄悄地把它们留在那里，并不让任何人知道。他害怕提及人类的情感。他不懂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但他就懂得面包圈对我的意义。 当我打开记忆的洪闸时，更多的回忆涌现出来，那些关于一些微妙动作的记忆，尽管已经不太清晰，但绝对体现了他再尽力而为。于是今晚，与其专注于我父亲没有作到什么，我更愿意专注于所有他历尽艰难尽力作到的事情。我想停止对他的判断。 我回想我的父亲是在南方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长大的。他来自大萧条时期，而我的父亲的奋力养育着孩子们的父亲，也没有对家庭表现出多少慈爱，我的父亲和其他兄弟姐妹在爷爷的铁拳下长大。谁设想过一个在南方长大的黑人的处境？没有尊严，没有希望，想拼力在这个视我父亲为下贱种的世界里争得立足之地。我是第一个登上MTV台的黑人艺人，我还记得那有多艰难，但那还是在80年代！后来我父亲搬到印地安那州并且有了自己的大家庭，他在炼钢厂长时间的工作，那工作很低下，而且对肺有损害，这一切都是为了家。这是否很奇怪，因为他艰于表达？这是否很神秘，因为他的心那样饱经沧桑？最重要的，这是否不可理解，因为他逼他的儿子去走演艺成功之路？--为了免于再过受侮辱和贫穷的生活，我开始明白就连父亲的咆哮也是一种爱，一种不完美的爱，但是尽管如此，他逼我因为他爱我，因为他希望没人会鄙视他的子女，现在，想起曾经的苦难，我感到幸福。在愤怒中，我发现了超脱，在复仇中，我发现了和解，就连最初的愤怒也慢慢变成了宽恕。 差不多十年前，我建立了一个叫“拯救世界”的慈善机构，这名字本身正是我潜藏的感觉，就我知道的一点，正如Shmuley后来指出的那样，那两个字是古老预言实现的基础，我们真的能拯救世界吗？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一直被战争以及人种问题困绕着。我们真的能够拯救孩子吗？那些带枪进学校满怀仇恨甚至向同学开枪的孩子，那些将被打者打死的孩子，就像Jamie Bulger的悲剧故事，我们真的可以吗？是的，否则我今晚不会站在这里。 但是这一切都从宽恕开始，因为要拯救世界我们必须首先拯救自己。而要拯救孩子，我们首先要保护孩子的内心，人人有责，作为一个成年人，我意识到我不能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存在，或者作为有能力无条件给予爱的父母，直到我童年的灵魂找到依靠。这也是今晚我让大家做的事情。无愧于十大戒律第五条。敬爱你们的父母而不是褒贬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宽恕我的父亲并且不再评论他，因为我只想要一个“父亲”，这也是我唯一得到的。 我想卸掉一切包袱和我父亲和好，来度过我的余生，不受过去阴影的妨碍。如果世界充满仇恨，我们仍然安于种地，如果世界充满愤怒，我们仍然敢于安慰，如果世界充满绝望，我们仍然敢于憧憬，如果世界充满猜度，我们仍然敢于信任，今晚让父母失望的人们，我要你们对自己的沮丧失望，今晚感觉被父母亲欺骗的人们，我要你们不要再欺骗自己，今晚所有希望将父母踢开的人们，我要你们把手伸向他们。 我在要求你，我在要求我自己，把无条件的爱给我们的父母，这样他们会从他们的孩子那里学会爱，这样会最终重建一个爱的世界。Shmuley曾提到古书上的预言--新的世界将要到来，--当父母的心换回孩子的心的时候。 我的朋友们，我们就是那个世界，我们就是那些孩子。 圣雄甘地曾说：“弱者从不原谅，宽恕是强者的属性。”今晚，作一个强者，并且超越强者，迎接最大的挑战--治愈感情的创伤，我们一定能克服，无论我们童年受的伤害对生活的影响有多大，假定你的父母是无辜的，宽恕每个人，就赢得每个人，成千上万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对宽恕的呼唤，或许在这一刻没有结果，但这至少是一个开始，我们所有人都乐意看到的开始。 好了女士们先生们，我对我今晚的讲话评价是：自信，有趣，激动。 从今往后，或许可以听到一首新歌。 让这新歌是孩子们的欢笑。 让这新歌是孩子们的玩闹。 让这新歌是孩子们的歌唱。 让这新歌可以让所有的父母听到。 让我们一起创作一首心灵的交响曲，创造一个让我们的孩子们沐浴在爱里的奇迹。 让我们拯救世界，让伤痛枯萎。我们一同创作最美的音乐。 愿上帝保佑你们，我爱你们。 May 05 暗访戒网院：电击、强行拘禁和大把钞票 (zz)Original article can be found here
（原题）暗访临沂戒网院：电击、强行拘禁和大把的钞票，戒网院已成为独立社会 4月21日，我去了全国最著名的网瘾治疗中心——临沂的“中国网络成瘾戒治中心”，我是以网瘾治疗者的亲戚的身份前去的，简单点说，我说我弟弟得了网瘾，需要治疗，于是该中心允许我先行旁听他们的课程，相当于是考察，以便我最后下决心劝说家人把我可怜的弟弟送进去。我得到了极大的便利去观察这个机构的运转。 然而，去后那些在网瘾治疗中心接受治疗的孩子却让我一直感到心难安。 在我的了解中，他们被强行禁闭、用电休克等非人道的手段进行治疗，甚至在离开戒网院后还心怀忐忑，稍不注意就可能被重新送回去。这些被治疗的孩子是被吓怕了，不是被治好了。而社会舆论却忽视了这个阴暗的角落。一切宣传塑造的是正义的戒网院、饱受困扰的父母，和邪恶的孩子们。 与此同时，网瘾治疗中心还在全国大量出现，主流的媒体在为它们推波助澜。利益链条已经形成。 在这个利益链条上，首先是所谓的专家，有的人本来一辈子不可能成名，在医学上终究要成为一个小人物，但是，突然机会来了，他们发现只要把“网瘾”说成是一种精神病，就能够摇身一变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一夜成名，成为大人物，于是，网瘾，区别于烟瘾、赌瘾等，被单独列为精神病。这是后续事件产生的基础。 其次，是网瘾少年的家长，归根结底，所谓网瘾只是一种社会和家庭病，由于家长对于儿童的漠视和教育失职，导致儿童寻找替代品，即使没有网络，也会寻找其他的替代方式去发泄，比如赌博、游戏机等，甚至有的人只是因为对父母和应试教育的抵触情绪而采取消极的抵抗措施，但是，只要把网瘾说成是一种精神病，家长失职就得到了掩盖。在我的暗访中，家长是最乐于相信这一点的：原来孩子是得了精神病，怪不得不听话，跟我的教育无关。这样的盲目相信加上媒体的宣传更加恶化，对于我调查的这个网戒中心，家长们对于网戒中心是盲目服从的。 最后，这个利益链条上是那些赚了钱的机构。以临沂网戒中心为例，只需要简单的数学，就能看到它已经从治疗网瘾上获得了几千万，甚至有可能上亿的收入。并且在利益体的驱使下，这种机构还在呈爆炸式的增长。 对于这些利益链条而言，网瘾只不过是他们树立的一个稻草人靶子，通过这个靶子，能够实现多少好处！但这么多的利益链条下的受害者是谁？是那些在心理上留下了阴影的孩子们。缺乏关爱的他们非但没有获得补偿，反而给送到了这样阴森的去处，受到恐惧和洗脑的威胁。 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 坦率地说，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认为在面对这么多利益群体的时候，一两篇文章根本不可能触动太多，我曾经指望媒体的力量，因为我就处于媒体之中，但最后发现国内的媒体更倾向于处于帮凶的角色，而尽量避免麻烦和质疑精神。 但我也相信行动，只要你看到了，就必须尽全力去说出来，用一切手段去说，别管结果怎样。要相信水滴石穿，但首先要有水。
2008年4月，家住山东潍坊的滕飞被告知父亲得了病，一家人要一起陪父亲去临沂第四人民医院去看病。对于父母，他深信不移。 到了医院，在医院主楼旁边的一栋小楼上，滕飞和母亲在一楼等待，父亲和医院的人上了二楼。滕飞当时并不知道父亲上楼去干什么，只是到了后来才知道，原来父亲签署了一份协议，该协议要求父母自动放弃滕飞几个月的监护权。当年的滕飞只有17岁。 “我们都上楼检查一下。”父亲下楼后对滕飞及母亲说。 迷惑的滕飞上了楼，却发现只剩下母亲的陪伴。事后，他才知道，父亲迅速离开了医院，回到了潍坊：事实是父亲并没有病，被认为有病的是滕飞自己。 实际上，这并非是滕飞特殊的遭遇，来到临沂四院“中国网络成瘾戒治中心”的青少年们被认定得了一种新型的疾病：网瘾。他们的年龄从13岁到30几岁，绝大部分都是被骗来并强迫接受治疗的。 这个全国最著名的治疗网瘾机构（其在院人数目前超过了150人，与之齐名的北京军区总医院网瘾咨询中心目前只有50人左右）坐落在偏僻城市角落，却因网瘾获得了几千万的收入，甚至就连医院周围的旅馆、饭店也因此繁荣。它吸引了全国各地忧心忡忡的父母们前来咨询，或者把孩子们带来接受治疗。一位家长告诉我：“除了台湾、香港、澳门和西藏之外，这里收治过其他所有省份的病人。” 而临沂四院的前身有一个更加响亮的名字：临沂市精神病医院。在这里的病人可以被强行限制自由，也可以被接受电疗，这一切都是以治病为名义；病人就是那些刚刚成年，甚至没有成年的孩子们。 愚人船 上船的人都是被迫的。网戒治疗是非法拘禁。几乎每一个机构都在用欺骗的手段。如何认定网瘾患者缺乏科学的规范，导致认定被滥用。 4月21日，我来到了这个全国文明的机构，这个位于蒙山大道和前十街交界处的治疗中心在当地很有名气，不管是当地饭店还旅馆的老板都对我表示这个戒瘾中心是这里的招牌，出租司机也表示常看到里面的盟友（专有名词，指来临沂治疗网瘾的人，来临沂就被视为加入了戒网瘾同盟）们跑步的情景。 网瘾治疗中心已经占据了临沂四院相当大的空间，除了主楼旁边的一栋四层小楼有三层是供中心使用外，中心主任杨永信的点评课还放在主楼后面的一栋二层小楼上。 此前4月18日，我曾冒充患者家长对该中心进行了电话询问，强调患者已满18岁，且并不想去戒网瘾。该中心人士回答说，只要把患者弄过来，他就走不掉，即使大于18岁也不要紧。 与临沂的网瘾治疗中心齐名的北京军区总医院网瘾咨询中心也认可强制手段。4月20日，在我与之沟通中，该机构人员表示90%以上的“网瘾患者”是被强制来的。并且，这些人年龄差异也很大，不仅有上瘾的未成年人，还包括很多大学生、成年人。 在4月18日的电话咨询中，临沂治疗中心人士还明确告诉我：为了把病人弄过来，可以骗。至于如何骗，则“一个家长一个样”，在给我推荐方法时她提到了如下几种：告诉患者，给他在临沂的网吧找了个工作，把他骗过来；或者家长先出来两天，宣称在临沂得了病，告诉患者前去探望；全家到临沂旅游；直接给患者吃镇静药；或者，直接找几个人把患者绑过去。 21日在临沂，更是有多位家长向我证实，他们的孩子都是采取类似的手段才来到临沂的。“最极端的是一位家长找了几位警察朋友，开警车把孩子送来的。” 在我询问对于18岁以上人士是否可以强迫时，家长和中心人员均直言不讳表示，采用强制性手段与是否18岁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是为了孩子好，强迫是必须的。 为了规避法律责任，各中心往往是采用和家长签署协议，暂时得到盟友的监护权。但是，对于这样的协议是否能够得到认可，以及中心能否得到18岁以上的盟友的监护权，仍然是个问题。 我的一位朋友、律师游云庭认为，至少在法律上，网瘾戒除中心有没有权利限制一个年满18周岁的公民的人身自由，这触及了公民宪法中的权利保障。他把网瘾和强制戒毒做了一个比较，在前几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初稿把强制戒毒和拘留、逮捕等一起列入了在法定的强制措施，但在最终稿中删除了部分内容。“在实践中，此类行为的争议非常大。”游云庭表示。 此外，关于网瘾的界定问题仍然在困扰着法律界，到底谁有权判定一个人具有网瘾？ 据我了解，目前的操作是只要家长认定孩子有网瘾，就可以得到网瘾治疗中心的认可，而家长本身是很容易被说服的。由于缺乏权威的国家标准，治疗中心也存在为了招徕客户把判定网瘾标准降低的利益驱动，可能导致界定的滥用。 2008年底，北京军区总医院网瘾咨询中心推出了《网络成瘾诊断标准》，其中规定的标准是每天上网6小时以上，引起了极大地争议。按照这个标准，我也是网络成瘾患者。据我了解，该机构目前的诊断仍然是以此为依据的。 临沂戒治中心也在其网站www.lyjieyin.com（在我的调查部分泄露后，该中心关闭了这个网站。按，发稿时又重新开放）推出了自己的标准测试题，该题目非常不规范，即使都选择最低程度，最后计算出来的结果竟然是44分，结论是“由于因特网的存在，你正越来越频繁地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应该认真考虑他们对你生活的全部影响”。也就是说，只要参与做题的人不管怎么选择都会被诱导性地指称有一定的问题。更关键的是，一个号称专业的治疗机构竟然出如此不负责任的测试题，能够证明它的专业吗？ 滕飞在当天上午到达了临沂的网瘾戒除中心，他并不相信自己有网瘾，也不想留下，那么上船后的他在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规训 13号室。电击。用治疗精神病的方法治疗网瘾。羞辱式的惩罚。 在我与家长的交谈中，往往无意中提及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都不愿意留下的盟友们最后都同意留下了？ “不出两个小时，他们就会同意的。”一位家长如此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但对于具体的询问则王顾左右而言他。 实际上对于临沂的疗法这并非是秘密，在业界对于它的治疗方法颇有微词。北京军区总医院网瘾咨询中心一位人士告诉我：临沂的核心是电休克治疗。而它附属于精神病院这一点竟然成为了它的优势：“由于是精神病医院，他们有权力使用电休克治疗，而其他机构，比如我们这里是不允许使用的。”（“它们不能使用电休克，但是可以使用电针灸，本质上是一样的。”滕飞告诉我。但我没有得到证实。） 电休克治疗是治疗精神病的一种方法，现在却被该中心主任医师杨永信用到了治疗青少年网瘾上。电休克治疗是把两个电极连接病人两个太阳穴进行电击，杨永信却发明了电手的方法。也就是把两个电极都接在盟友的同一只手上，造成盟友的手部剧痛，但是不影响盟友的心脏等重要器官。电手的痛疼度比电脑部要大得多。 北京军区总医院网瘾咨询中心人士暗示，由于没有经过充分论证，不排除电休克治疗对于非精神病青少年的危险性。 杨永信仅仅告诉家长，电休克疗法并没有危害。 4月21日，我聆听了主任杨永信的一堂点评课，在课上，杨永信多次提及“13号室”，电休克治疗仪就放在这个房间，于是“13号室”在盟友内部就成为了惩戒的代名词。 “网瘾专家”在谈到治疗的时候往往强调爱和关心的重要性，然而，“临沂方式最核心的地方就是电休克治疗。”滕飞告诉我。正是这种惩戒让盟友们产生的恐惧达到了让他们听话的目的。 在滕飞来的当天，父亲走后，吃过午饭的滕飞试图劝说母亲离开，却遭到了院方的阻拦。最后他被告知，可以先做脑电图检查，如果的确没有病就可以离开。于是他走向了那台叫做电休克治疗仪的机器。 “我走过去之后，已经发现有问题了，这不是脑电图。我想跑开，可他们把我按住，推到了机器上。”滕飞表示。 上了治疗仪，滕飞就是再想离开也不可能了。他形容那种感受，“有针在身体里乱窜，无法说出的疼，电手的疼痛是电头的好几倍。”治疗方在轮换着电他的头和手，持续时间在半个小时以上。如果他还表示想走，就会再次接受电击。 “在治疗的时候，家长是不允许在旁边的，不能让他们看到。杨永信告诉家长，由于我们都头脑不清醒，所以用微电流来给我们治疗，让家长以为没有这么疼。如果我们把情况告诉了家长，他就说我们干扰了治疗，继续电。”滕飞告诉我。 在滕飞看来，那些桀骜不驯的孩子不是被说服了，而是被电怕了。从进来的第一天，他们就已经知道，必须呆够4个半月，几乎不可能提前出去。这种绝望的心情比任何的治疗更有效果。他告诉我，在1个多月的时间内他被电击了7次。 一位已出院盟友的妈妈说，她知道孩子是在接受电击，而且很疼。她也知道这样的电击会让孩子感到害怕。但是，她又认为，这样的治疗方法是有效的，能够让孩子听话，从而把“网瘾”纠正过来。 除了电疗之外，还有药物，据家长们介绍，有几种“给脑子补充养分”的药品一直在使用，也包括戒网瘾的中药汤剂。据我了解，药品名称包括安定、顺坦等治疗神经的药品，但没有其他特殊药品。 对于再偏（专有名词，指治疗完毕后仍然再犯网瘾）者，更有饮食方面的惩罚，不准吃肉，只准吃白水煮白菜豆腐，以示和别人的区别。这种区别造成的屈辱往往让盟友们屈服。 广场 宏大的场面本身就是说服力。用集体主义的批判摧毁盟友的自信。一个地下社会的诞生。 然而仅仅靠电疗就算是能够吓服孩子，又如何让他们完全听话？同时让家长服帖？ 当我刚来临沂的时候，就被告知应该去听一听杨永信的点评课，这是除了电疗之外的另一个法宝，可以用“宏大的广场”来形容点评课的效果，即，通过宏大场面的做法来感染人们的情绪，达到服从的目的。 点评课是在一个拥有八对大窗的礼堂式大房间内进行的，粗略目测估计，可以坐350人左右。每天上午，在院的所有盟友和家长必须准时到礼堂去听讲师们的点评课。点评课经过了精心的安排，讲师们讲到动情之处，音乐就会响起，每当盟友说话的时候，他的家长就会主动起立。并且还专门谱写了《戒网瘾之歌》，在歌词中对于网瘾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并鼓励人们戒网瘾，这歌是必唱的。 在宏大的场面中，任何人的缺点都会被无限放大并且当中公布。任何的不同意见都会被放大和抨击，最后妥协。 每次点评课会针对几个盟友进行点评，特别是刚进来的盟友。所谓的点评，就是把该盟友的一切缺点暴露在所有的盟友和家长面前进行猛烈抨击。“他们是在摧毁孩子的抵抗心和自信心！”一位业内人听了我的叙述后认为。“对于孩子来说，由于此前受过电击，并已经知道出不去了，在大庭广众面前，大部分人在第一次接受羞辱的时候，防御和自信就被摧毁了。” 防御被摧毁后的盟友几乎会去做杨永信所要求的一切，一般情况下，杨永信会要求刚去的盟友给父母磕头。忐忑不安的父母们突然看到孩子如此听话，会对中心的神奇佩服得五体投地。由于网戒中心的权威性，家长们很快就被摆布得如此听话，即使他们都知道在临沂治疗的核心是恐惧而非爱护，但仍然对效果感到满意。“杨叔只用了两天时间就让孩子跪倒在了我的面前道歉。”一位家长兴冲冲告诉我。当孩子已经屈服的时候，家长们表现得是兴奋，他们是网戒中心的同盟者。 我在晚间点评亲眼目睹了对于一个盟友的点评。管理人员之一的涛哥（对于管理人员，大家以哥、姐相称，除了涛哥，还有彬哥、雷哥、兰姐、霞姐等人）告诉大家，该盟友曾经想杀死父母，以及其他种种极端的行为，通过把盟友行为极端放大树立一个稻草人的靶子，再结合该盟友的其他事件对该他从政治、社会、家庭等各方面进行了剖析，把他贬得一无是处，再找该盟友的父亲对儿子进行批判，找其他盟友进行评价，并请该盟友进行自我批评，把自己的以前说得一无是处。在这样的场合不仅孩子，就连家长都不可能有任何反驳的可能性。 该盟友最后以绝望的哭泣作为回应，并表示一定听杨叔（专有名词，对杨永信的称呼）的话。他的自尊和抵抗已经完全被摧毁了。 在4月21日上午，杨永信还对两个不守纪律的人进行“点评”，其中一个认为自己被冤枉了，不应该被记圈。 所谓记圈，就是根据盟友的表现被提出警告，五次警告就可以构成一次“进13号”的条件，在点评完毕后，已经“达到条件”的人将在下午接受单独的电击治疗。据滕飞透露，记圈非常随意。我亲眼见到中心管理人员之一的涛哥因为几位盟友不积极举手回答问题，就给他们每人记了两个圈。 在该堂点评课上，杨永信并没有纠正错误记圈行为，反而斥责上述盟友经不起考验。他着重讲述了人应该禁得起冤枉，就是真的弄错了，也要经受住考验的道理。并提出，以后要增加训练经受冤枉的课程，培养人们的意志力。在他举手投足之间都能获得家长的完全赞成。当他问“对不对”的时候，总是能够得到一致性的“对”的答复。 当天上午的点评课一直持续到12点半，其内容仅仅是对两个人进行点评，并欢送两个即将离开者。这原本可以用半个小时结束的事件却花了四个多小时，基本上都是杨永信一个人在讲话，其内容多为重复，却极具感染力，常常有家长因为抑制不住激动而流下泪水。 据我现场了解，盟友的生活几乎每天都是固定的，上午点评，下午军训，晚上继续点评。 与此同时，这个团体内还产生了组织，产生了家长委员会和盟友中选拔的组长。根据我的观察，盟友和家长也是分三六九等的，这种等级化的差异很可能是构成忠诚的一个要素。通过在宏大的场面中不停地赞扬和拔高那些服从的人，能够让有抵抗情绪的人迅速瓦解。在这样的环境中，望子成龙的家长更缺乏抵御能力。 具有强大向心力的组织是地下社会诞生的基础，这个地方已经具备了条件。我所能说的就是，当初00功也是在权威媒体和出版机关的护翼之下的，最后所产生的却是一个靠集权和崇拜维持的地下社会组织。 滕飞经历过宏大的场面后也服从了，但他并没有完全服从。在入院半个月后，他选择了逃走。 按照医院的规矩，入院半个月的新人是无法离开的。但是半个月后有了放风的机会，可以在周末的时候上街去一下。为了防止盟友利用这个机会逃走，每个盟友上街的时候，必须由两个家长陪伴。但出了医院的滕飞三下五除二推开了两位家长，向着自由奔去…… 可是三个小时后，他又回到了医院的病房内。 魔山 上去就下不来的魔山。迅速扩大的行业。厘不清的概念和无数的受害者。 “进去容易出去难。”滕飞向我表示。 除非住满了四个半月，否则很难离开。滕飞属于特例。 半个月时他实施了第一次越狱计划，却以失败告终。“我没有地方可以去。”他告诉我。由于家在潍坊，身无分文的他只好给还在网戒中心的母亲打了电话，被劝回了基地。 滕飞回去的代价是在当夜接受了20分钟的电击。并且，从今往后，在别人获得许可上床休息之后，他以及几个“二进宫”或者犯过错误的人，必须“等身长头”，也就是像藏族人朝觐拉萨那样磕着五体投地的长头，每天两百到三百下，一直到十二点，才能睡觉。 然而他也是幸运的，在一个月零一个星期之后，他在潍坊的父亲终于认定这样的治疗是不行的，强行把他接走，为此，他们多赔付了网戒中心5000元钱。滕飞表示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他的花费一共在一万五千元左右。 关于治疗网瘾的费用，我询问了多个家长，有的告诉我每个月六千左右的固定费用，加上其他花费在8000元左右；有的认为还多一些。但是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同意，四个半月的治疗下来，花费一定在3万元以上。据该中心的宣传，已经有几千名盟友在此治辽过网瘾，按照保守的2000名计算，该中心也已经有了6000万人民币的收入。 即使在入住的前几天，大多数盟友都迅速改变争取早日离开这里，中心还是有办法让绝大多数盟友住够四个半月。其用的方法是：1，威胁住不够天数，会导致孩子再偏。2，建立各种各样的理论论证四个半月最有效果。3，各种心理暗示去影响家长，让他们不好意思提前离开，实际上，只要进了中心，家长总是比孩子更听话。4，通过协议限制盟友必须多住。 我参加了一个盟友告别仪式，其中一个班长在4月21日离开。他住了整整6个月，当了5个月的班长。在欢送仪式上，杨永信用了一个多小时反复强调了该班长的忠诚，并告诫大家一定要注满4个半月才能保证疗效，否则将前功尽弃。 一位家长也告诉我，4个半月是科学的，“科学家说，一种事情要形成习惯，必须要21天，比如，如果每天晚上12点把你吵醒，一次两次你都不会自己形成习惯，可是如果接连21天把你吵醒，到22天时你就会自己醒过来。21天和一个月相差不大，我们就按一个月算。如果要巩固这个习惯，需要四个疗程，也就是4个月。再加半个月调整期，所以四个半月是很科学的。” 另一位家长则认为，4个半月是考虑到网游账号在4个多月后过期，孩子回去后也无法继续在网络上修级了。“那些只住一两个月的，回去账号没有过期，还能继续打。” 除了告诫之外，协议也阻止了家长带盟友提前离开，否则就要多交钱，并且不保证治疗效果。 “就是这样也算不错，花钱还是值得的。”一位家长说，他告诉我，这里的家长满意度是百分之八十多，是全国最高的。 令人感到吊诡的是：那些更加人性化的机构治愈率却要低得多，反而不受欢迎。该家长的孩子上了青岛大学，因为网瘾而无法学习，曾经在青岛的某网瘾治疗机构治疗，“治了十几天，花了两千多，可是那里没有强制力，也没有效果。” 但是，即使家长们心甘情愿相信网戒中心提供的数据，并一再把这些数据告诉我，这里的治愈率到底怎么样，仍然有疑问。 在网络上，如果搜杨永信，就会发现诅咒者比赞扬者要多得多，对于该中心电疗、强迫禁闭、洗脑的说法已经层出不穷。甚至百度贴吧里面有专门骂他的一个吧。曾经在中心表现出色的乖孩子离开后迅速再偏。杨永信认定这些孩子关于撒谎和作假。“但是之所以作假，是因为在医院时被逼着说假话，很多人其实是不信杨叔那一套的，但他们要离开就必须作假。”滕飞说。 就是我了解到的那些出院后的精品（专用词汇，表示戒网瘾优秀者）的家长们也发现，孩子虽然有变化，但更多是因为害怕再回到治疗中心去，或者由于治疗中心的隔绝已经让他们对于熟悉的世界有了生疏感。 一位家长告诉我，杨永信在考虑下一步，除了做网瘾戒除中心之外，还想给出院者开设文化课堂，甚至想把他的经验介绍到全国去。 与该院同一条街上，附近处就有至少两家网吧，夜幕降临后灯火通明、人满为患，粗略估计，其上网的人数加起来已经超过了治疗中心现在的盟友数，这些人仍然在上网，却并没有需求治疗。 仅仅靠这样的治疗是否真的能够根除网瘾现象？抑或是这个现象的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什么是网瘾？网瘾治疗中心仍然在大量出现，这有成为一种新兴行业的趋势，但对于这个直接影响青少年的行业来说，连最基本的概念的都没有厘清。 一位心理学专家在得知我在做这个题目时告诫道：“问题很复杂，网瘾现象也许是因为家庭对孩子的关注度不够造成的，如果单单说什么网瘾现象，把它当做一种病症，很可能产生了隔离的效果，加深了心理疾病。”他认为，网瘾现象所依赖的心理因素可能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从家庭内部产生了。 在对网瘾有了明确的认识和定性之前就做大规模的治疗，会不会造成对青少年更大的伤害，是值得整个社会深思的问题。如果还是维持现在机构繁多、自行其是的混乱状态，那么受害者将是更多的孩子。 February 09 Talking about 归于尘土小鲸按：记得当年生科FTP还是从他和肖安手里传到我这来的...唉... Original link can be found at http://hambobo.spaces.live.com/blog/cns!6874C6E16FA0DB33!2945.entry 去年五月 份，我和文婧准备结婚的前一个星期，我最好的一个朋友，在肯尼亚执行公务的时候，遭枪击身亡。令人猝不及防的消息。许多人在婚礼，愿意用一段圣经上的话作 为祝福。我请求牧师，可不可以念雅歌上的那一句，“爱情如死亡之坚强”。我不知道凭我们有限的经验和想象力，还有什么可以去比较这样的永恒。 昨天，收到肖安的信，小黑，我的大学同窗，也在这样的仓促间离开我们。还记得大一的数学自习课上，他用口哨吹的雨中旋律。这以后的几年，大约他也是如此洒脱的走过。两个月前编辑的校友录上，还有他活泼的话语。然而恍惚之间，他就这样无声无息的离开。 你们的灵魂往哪里去？ 小黑的网上纪念 http://memfor.com/ShowPost.asp?id=8848 小黑的生前日志 http://new.qzone.qq.com/99304576 诗篇 九十 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 March 30 复活节的简单计算及其他虽然有三种方法可供计算, 但在这里本座只介绍最方便的高斯法. 另外请注意到的是西方教会(天主教会和新教各宗)的复活节日期与东方教会(东正教)是不同的, 原因来自于1582年格里历在西方教会的使用. From zh.wikipedia 用Y表示年份，mod运算指整数除法的余数（例如13 mod 5 = 3，详细请参见同余）。 东方教堂所用的儒略历取M=15,N=6，西方教堂所用的格里历的取法参见下表： 年份 M N
所以，某些坚持要“维护教会仪式纯洁性”的基督徒（这种说法在近年来的内地教会尤其多见），在你们上街购买彩蛋前，是不是也应该反思一下呢。 January 14 金山的猴子与伊曼努尔·康德(2) 然而与传统逻辑实证主义者观点不同的是，康德认为部分特殊概念，如时间和空间，是先于一切经验而存在的。换句话说，也就是时间和空间先于一切经验而存在。加上前文所述的理性（范畴），时间，空间以及范畴三个要素构成了知识产生的必要条件。一个人可以感知、理解其周围的所有事物，但对于他自身，由于经验是通过范畴的框架而被建立的，一个人无法理解自己。在因果律上，康德部分接受了大卫·休谟的怀疑主义思想，认为因果律并不来自于经验，而是人类自身范畴的产物。然而，他相信人类可以借助自然法则而证明因果律的存在，由于自然法则实质上是人类对外部事物认知的通则，因果律实质上就是人类思想范畴在外部事物的投影。
作为一个新教徒，康德在宗教问题上持相对激进的看法。他承认，无认是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都无法对上帝的存在与否给出确切的证据。然而，他认为默认上帝和灵魂的存在性是维护道德体系的基本要求之一，被称为“实践的设准”，即无法证明但为了现实世界的实践而必须成立的假设。道德准则是自证的，正如人类对是与非的标准是先天获得的，而不是出生后的社会体系强加和灌输的，这即是无上的普适的自然法则，即“善良意志”。一个行为是否在道德体系中合理，只取决于此行为的动机（自发的），而不取决于行为的后果（外部世界的投影）。只有我们首先遵守道德法则时，我们才可以自由行动并做出选择。如果只是根据自己的想法去做，则会沦为外部世界事物的奴隶，失去了自由的意义。正是基于此，康德支持法国大革命和共和制政府，决定了自己自由主义者的身份。
矗立在哥尼斯堡的康德墓碑，在他离世二百多年后仍然在那曾经主宰整个十八世纪的形而上学体系中投下巨大的暗影。一方面，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用了大篇幅来论证传统形而上学的局限性，特别是在传统理性心理学、宇宙论和先验神学上的失败，是肇于其对现象界与本体界划分的失败。由于专断地坚持我们对于先验理念的感知性，使旧形而上学在科学与信仰领域都失去其存在与成立的依据，“仅仅在概念之间来回探索”。另一方面，通过对感性、知性与理性能力的分析与定义，他重新建立了“现象”在形而上学中的重要地位与可感知性，在存在层面和认识层面，现象都是有意义和可被传递的，思维和存在并不是同一的。他提出的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的二分法，为后世哲学家建立以思维代替现实存在的思辨哲学提供了可能，也以“先天综合判断”的存在性为后现代哲学思潮提供了论辩的空间。因为这块墓碑，哥尼斯堡再不是离群索居的桃源仙境。 December 12 金山的猴子与伊曼努尔·康德与被深圳河隔开的一马平川的深圳湾平原不同, 香港是一个多山的地区. 加上多年来对开山造地的严紧控制, 使得都市和郊野公园的边界变得越发模糊. 在四条柱坐上72路, 只要20分钟, 就可以到达在狮子山上金山郊野公园的烧烤区, 并看到那在烧烤区附近游荡的野猴群. 由于山下几百米远处就是九龙城区, 猴群一般不敢踏足.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 这些野猴形成了一个被环境隔离开的亚种群. 如果时间足够的话, 在这个亚种群中积累的随机的遗传漂变最终会导致一个定向的但不可预测的变异, 以此将这群猴子和其他的猴子区别开来, 这就是所谓生殖隔离和物种形成.
当然, 这个过程最少也需要上万年的时间, 那时可以继续将这群猴子和其他猴子隔开的九龙城是否仍然存在确实很值得怀疑. 然而有一点是确定的, 就是在可预见的将来, 这群猴子大概是没有什么机会去接触他们的"外部社会", 也就是其他猴子了. 缺少了这种与外部的持续联系, 在这群猴子里出现一只有能力去思索猴生的意义, 为几百年后猴类社会的哲学体系铺下理论基础的哲猴的概率, 按一般的看法, 应该是大大地降低了.
然而, 猴子毕竟是猴子, 与人类相比总是还差那么一点儿. 在这一点上, 伊曼努尔.康德 (Immanuel Kant) 提供了一个关于离群索居的哲人例子.
1724年4月, 康德同学出生在当时东普鲁士的首府哥尼斯堡 (按现代的说法, 这个地方在二战后被叫作加里宁格勒, 属俄罗斯的一块飞地). 他的父亲是一个马匠, 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应该跟现在的汽车修配店店主差不多. 父母跟从了当时德国社会的主流, 都是虔诚的新教徒. 到1740年, 康德进入哥尼斯堡大学学习哲学, 在1745年毕业后去了一个乡绅家担任家庭教师九年. 在这九年里, 康德研习了自然科学理论, 并在九年后重返校园时发表了太阳系的星云说模型. 而后他一直在哥尼斯堡大学担任逻辑学与形而上学教职, 一直升任至校长. 1797年, 康德辞去在大学的职位, 一直到1804年病逝. 终其一生, 康德就像金山上的猴子一样, 没有离开过哥尼斯堡.
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 在这个问题上, 康德发表了自己的独到看法. 在他看来, 人对世界的认识和知识的获得不仅来自于经验主义者主张的感官认识, 同时也来自于理性主义者所主张的"范畴", 而这种"范畴"是天赋的. 同时, 事物本身与人所看到的事物是不同的, 所以人无法确实知道事物的本来面目.
(未完待续)
January 03 归 是的，我回来了。
十二月末，深冬。我又一次站在了覆着初雪的未名湖上。黝黑的冰面，在寒风中反射着路灯深黄的钠光。湖边的水塔，在暗蓝的天幕中投下巨大的黑影。冰上有来来往往的人，有小冰车，有散落的冰鞋。石舫边坐着几个新生，在兴奋地聊着这个冬天的第一场雪。路灯将他们的背影又投回黝黑的冰面，完成一个轮回
是的，我回来了，回到这个北方皇城的园子，这个曾承载着整个帝国的光辉、荣耀与梦想的地方。这扫拂着石舫的彻骨寒风，从一百零八年前那场变法一直吹到今夜。这风是沉重的，沉重到不能高啸，因为每次高啸都使整个中华大地为之震动。 August 19 桔生淮北则为枳|对北大和中大的观察与思考 学校某出版物的编辑约我对香港和北大的教育写一篇稿件，从一个学生的立场出发比较一下两地的教育。这个题目虽然如此之大，但我也尽我所能来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另外，本文由于可能会在某官方出版物发表，敬请阅读时注意写作立场。
绿色的部分，是我在最后修订稿件时删去的内容。
古人云：谨言而后行。对任何一个事物做粗放的，第一印象的观察，难免得出草率的结论。也正因如此，在到达马料水这个山头二十天之后，我才写下这段文字，希望尽量不要落入肤浅的和草率的结论这样的怪圈。当然，二十天时间用来观察一个七百万人的社会与一个近两万人的学校，肤浅相信是不可避免的。在今后的文字中，我希望能够在不断的观察与思考，逐渐完善对香港和中文大学的印象。
香港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这是由于它的殖民地历史所决定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殖民者推行的“英人治夷”和类似的意识形态，香港与其说是一个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地区，不如说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地点。在这里，东西方的文化并未得到良好的融合。在中环有着全世界著名的中银大厦，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中心与高达400米的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二期，但在这些纸醉金迷的背后，就在不远的地方，仍然有着原住民和他们的小渔村，甚至还有水上人口，以船为家。这里运行着英美法系为基础的判例法律，有着全世界仿伪技术最高的钞票与最发达的电子货币系统；然而警署里仍然供着关公和黄大仙，街上的当铺和古董店让你仿佛回到了1890年。经过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冲撞，东西方的文化仍然各自走着自己的道路，井水不犯河水。
1910年，当时港督卢押认为需要在香港建立一所本地大学，以使当地的华人认同英国的价值观，使英国便于在南亚扩长势力，并巩固其在香港的统治。于是香港大学(HKU)于次年成立。由于害怕当地华人接触西方新兴的人文价值观以及共产主义而引起民心不稳或革命，危及殖民教育，香港大学起初重理工而轻人文，旨在为殖民者提供工具型人才。直到1963年之前，这是香港唯一的一所大学。
1956年香港工人双十暴动后，香港政府发觉殖民主义无法满足其统治需要，加上社会矛盾激增，港府认为培养更多买办较使用英人治港会更加有利。于是在同年决定建立一所中英双语教育的大学。1957年，新亚书院，联合书院与崇基书院建立香港中文专上学校协会，并逐渐开始协商合并事宜，香港政府拨出马料水海拔104米的山间空地，即扩张后的崇基书院原址建立新大学。新大学定名香港中文大学(CUHK)，但保留了书院的建制。使用中英双语教育，以别于一向推行的英语奴化教育。校园总占地134公顷，约为香港（包括新界）总面积的五十分之一，为香港校园面积最大的大学。
香港是一个建立在秩序、法律和管理之上的社会，香港中文大学同样如此。中大最令人称道的，就是其校园的建设与规划管理，这可以归结为广义的秩序。自1963年起，中大颁布了大学校园规划与建设方案，四十年来，一座一座的建筑，新的学院与院系，还有逐步增加的在校生人数，都循着这个四十年前就已定下的目标而被一步一步地实施。在图书馆于1965年出版的中大校园规划图上，你可以找到70年代建起的碧秋楼，80年代的邵逸夫夫人楼，以及90年代的蒙民伟和何善衡工程学大楼——虽然它们并不叫这个名字，但功能、位置以及建制已早被确定。我们要惊叹的，不只是四十年前规划设计师的卓人远见，更是学校管理层四十年如一日对这个发展计划的遵守与支持。这可以又归结为一种理念，即管理层是用来为学校发展而服务，而不是使自己的权力成为让个人获得更多权力或创造更多政绩的工具。与此相比，北大在某些程度上就有些混乱，特别是整体配套设施的规划。国际标准的农园在设计时候未考虑空调，而后耗巨资重新安装；学校机动车与步行道的功能始终无法分清，导致成为parking university和屡次出现的机动车撞人；校园网圈存机的银行卡划帐功能始终没有开通；还有时常被引以为笑的新学生宿舍楼热水事件，配备了世界先进水平的双路供水系统，却始终没有接上热水供给——明显这是为当时的验收做的准备，上级部门肯定不会去实际摸摸水房是不是真的能出热水的，只要在报告上看到有出热水的能力就够了。基础建设和管理在部分上成为了个人政绩和权力（可能还有物欲）的工具。如何使这种情况得到改观，将是我们改革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与内地大学不同，香港几所大学的校舍建筑，绝大多数来自私人企业或个人的捐助。在中大校园里，绝大多数的建筑都是以个人名字命名——甚至有以个人名字命名的逸夫书院与新建的善衡书院。更不必提耗资上亿元的蒙民伟工程大楼和何善衡工程大楼。在2004-2005财政年度，大学共收入四十五亿五千八百万港元，其中37.9%完全来自于私人及团体捐助。支出三十九亿零八百万港元，其中78%被用于教学和科研。与此相比，北大在2005年的科研教育经费仅为六亿五千万元人民币，私人捐助总额不高于五百万元。虽然内地富商们拥有与李嘉诚、邵逸夫、何善衡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们相仿的资本，然而，他们缺乏与任何一个香港商人相比的气度，虽然他们与香港富商相似，在年少时都没有读过太多的书。这种现象的产生，表示在这个一向被人为毫无文化与文明的商业生态社会中，仍然存续着某些暗含的潜规则。
一点使我十分好奇的，是学校职员的工作态度，与内地大学一样，中大也保有着一支庞大的后勤支持队伍，包括食堂、实验室的技术人员(technician)、ITSC(相当于内地的计算中心)以及后勤维护等等，不一而足。然而，在我这约二十天的观察中，我觉得中大后勤与内地大学的最大不同，即在于其员工都保持着良好(如果不说是亢奋)的工作热情。在这里不需要看脸色去办事，使得我在内地多年培养的一套办事技术变得彻底无用。例如ITSC的工作人员开发了极端复杂的教学与工作平台，维护着复杂的校园网络系统并使用先进的技术理念（举例一下，北大教务处，计算中心帐户服务，以及就业指导中心等的网页在登录时，并未使用加密协议，你的密码随时可以被接在路由器上的无聊人截留获取，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无聊人的话。而这里所有的系统使用一站式服务，利用统一的支持SSL的身份授权平台，一个密码可以登录所有的校园系统）。这种情况无法使用通常意义上的人际理论进行解释。至少在我看来，实际上在这些职位上，职员是完全可以在其位而不谋其政的，或者只需要维持整个体制运行在一个最低水平上就可以了。至少在内地，实质上缺乏一个适当的机制，或者说难以开发一个适当的机制来评价这些人员的工作效率或工作态度。我现在希望知道的是，中大这个现象的背后，是何种特别的体制在推动其运作（人类对于劳动的本身是有本质的需求的，如何将其最大限度地开发，将是很重要的问题）。
还有一点与内地不同的，是这里的教育理念。三校合并之后，中大仍保留了书院制度，即为了存续多年而来的本科生教育理念。一个书院的学生会在一起上课，一起用餐，居住在同一座宿舍。即使是本科生的课程，也会有教授上阵，甚至出现了教授带实验这种在内地看上去简直是天方夜谭的东西。这暗示着一种不同于内地的评价机制，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完全弄清这个机制是如何运作的，但在表观上，这种机制有效地促进了对本科生教育的重视，使通常被认为的大学最底层，最无足重要的本科生群体能够接受相当水平的教育，使他们在毕业后可以为社会所用，而不致使其在本科阶段学无所成，本科结业后又面临失业的两难处境。国内目前对大学的评价机制，大多落在基建水平，论文水平与科研水平之上，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大学与社会的接轨。
然而，正如我在题目中所提到的，桔生淮北则为枳，一些东西显然不是直接照搬到内地就可以获得成功的。换而言之，任何制度的施行都要考虑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因素与社会的文化背景。中国传统的治国观念是以儒家思想作为基础的，最近提出的以和谐社会的观点来指导新时期党的工作，也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出发点上。在这个背景下，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观点，在新时期的社会思想中仍然会占据相当的地位。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做学问的目的是为自己升迁创立基础，或清除科研道路上的异己，正如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四步方略中所指导的。所以在国内，一旦某个人的学术能力上升到一定水平，他就不可避免地要卷入权力的斗争，否则他将在学术道路上遇到一系列的阻碍。而在权力场上的斗争或任职，不可避免地要占据相当一部分精力，导致学术水平的停滞。而且，由于历史的因素，现阶段党的各级领导集体的文化与理论水平仍然有限，这就导致了对任何事物的评价标准不可避免的简单化和数字化。正如SCI和SSCI影响因子，现今在学术界几乎成为了唯一的对科研工作者的评价准则。在对学校的评价标准上，研究生的数量，每年的投资额，还有基础建设面积等硬标准，远远凌驾于科研水平与学校教育水平之上。既然学校以招入更多研究生为荣，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研究生质量的恶化，以及对每个研究生个人投资额的相对减少。不仅如此，正如儒家思想所指导的，我们生活的是一个家天下的社会，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公民的各项权利，实质上都是领导集团的恩赐。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建立一个有效的为民服务的领导机制，倡导自上而下的改革，提高领导集体的个人修养，最终达到为人民谋福利的目的。既然在这个大方向指导下，我们的各级领导集体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向上级负责，而对于下层的意见考虑较少。那么，我们需要寄希望于领导集体个人修养与水平的逐渐提高之上。而香港是资本主义体制，管理结构相对简单，更多的改革意见来自于每级管理层的下层，以及外来因素的影响。翻开中大学生报，满眼看到的都是对学校管理的指摘，这些不满会经这个自由出版的途径，最终被高级管理层所参考。而在内地，由于对上级领导集体负责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自己负责，所以相当多的信息因为出版监察制度无法到达上层，而平层由于权利所限，又无法化解某些矛盾，而造成改革的延滞。外来的因素则包括如大学的经费来源，大额常量的捐助人由于是校董事会（相当于内地的校务委员会）成员，在某些学校的发展问题上有一定的决策权，但这明显与我们需要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绝对领导的精神相违背，在内地相信也很难成功。
另外，香港的大学教育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硬件水平的提高，直接导致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严重，学生没有从小养成吃苦耐劳的传统；学生从小接受港式教育，对祖国的认同感差，部分人对内地的制度和党的领导存在相当的疑虑与不满；学生出版物泛滥现象严重，各种观点鱼龙混杂且缺少引导，是使学生发泄对社会与领导不满，产生集体性事件的潜在导火索；学校对学生的思想工作重视不足，学生从小缺乏远大的理想与社会责任感，甚至出现教堂建在中大校园内传教的荒唐迷信现象。如果对这些负面问题不加辨别，而采取一锅端的态度，不免会使学生精神颓废，思维混乱，甚至质疑学校的权威性及助长反社会思想，这些都无庸置疑会是极端危险的，将成为妨碍学校以及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
总而言之，不同的社会体制造就了不同的大学环境。在我们的工作中，不仅要避免不作为，更要避免不加思考的草率决策和“一锅端”现象，因为不存在拿来主义，没有任何一种制度是普适的。目前相当多的媒体，盲目地将内地大学与港办大学进行比较，并在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支持下，发表一些经不住推敲的结论并且加以炒作，这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在这个创造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因为只有这种环境才可以保证经济与文化的快速平衡发展，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教育体制的改革中，我们固然要吸收境外办学的优秀经验，然而也要注重保持我们独有的办学特色，拒绝外来落后文化的侵蚀，坚持党和政府对教育工作的绝对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为国家社会培养更多的人才，实现社会与办学的协同发展，为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和谐社会建设贡献更多的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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